丁智勇在对哈尔滨12个县乡的调研中发现，能自己种地的农村老人只占20%，剩余的或是把土地出租换得口粮，或是将土地交给子女或亲属耕种，后者约占44%。“老人把土地分给子女后，有的子女按照耕地面积给老人生活费，有的只管老人吃住，好一点的能给老人少量零花钱。所谓赡养费也大多是象征性的，金额很少。”他告诉记者，“还有一些老人，把土地、房子在儿子结婚时就给了儿子，自己只能搬到外面租房子住。”

　　“政府应该是第一责任主体”

　　面对渐渐“老”去的农村，我们该怎么办？

　　穆光宗认为，在“未富先老”的时代背景下，农民养老，不应再遵循“只交给土地和家庭”的传统模式，“农村养老应该是多资助、多层面、多元化的，国家和政府要承担起更多责任，政府应该是农民养老的第一责任主体”。

　　早在2011年4月，人民日报就曾刊文提出，我国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的支出比重，远低于人均GDP水平相近的其他国家，而社会保障支出中的绝大部分又用于城镇居民。“现阶段构建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，重点在农村”，并呼吁“提高财政用于社会保障支出的比例，并按城乡人口比例配置”。

　　唐钧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，未来，政府加大对农村养老问题的财政投入，已是学界共识。

　　“建议农村老人的养老金和城镇居民一样，由‘基本养老金’和‘补充养老金’两部分构成，并且要以保障其基本生活为标准，根据各地生活必需品消费的数字而定，不搞‘一刀切’。”唐钧说，“2009年时，确定55元的基础养老金，有财政负担能力的考虑，也考虑到农民毕竟还有土地作‘后盾’。而现在，制度建立了几年，一些情况也发生了变化，是可以考虑完善标准的问题了。”

　　丁智勇则认为，除了“养”，“医”也是当前农村老年人最迫切的需求，亦常令他们不堪重负。

　　“现在的‘新农合’(即新型农村合作医疗——记者注)政策，虽然缓解了农村老人的看病难、看病贵状况，但报销比例低、纳入报销范围的项目少，县乡地方的医疗条件有限，‘当地看不好，外地报(销)不了’，仍然是农村老年人反映最多的问题。”丁智勇告诉记者，“试想，如果一个农村老人需要到市里、省里看病，病肯定不小，平均统计，至少需要1万～2万元。而且看病费、住院费需要自己垫付，老人垫付不起，报销比例又低，一部分农村老人也‘因病致贫’。”

　　记者了解到，近年我国已加大了对农村医疗的保障力度，比如“新农合”的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240元，并针对一些治疗花费特别高的“大病”，建立了补充医保报销制度。丁智勇则建议，未来，在医疗方面还可以给予农村老年人以更多优惠和照顾：“减免特困、高龄农村老人参加‘新农合’的参合费用，提高‘新农合’的报销比例、扩大报销范围。”

　　对失地农村老人，丁智勇进一步建议，可以考虑建立“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办法”：“比如，对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险，实行‘先保后征、刚性投保’办法，保障其基本生活，解除他们失地后养老的后顾之忧。”

　　对一些“空巢”现象突出的农村，老人养老该怎么办？穆光宗的想法是，加快农村敬老院的转型，使农村的“分散养老”变成“集中养老”，给农村“空巢老人”打开一条绿色通道。

　　这与丁智勇的建议不谋而合。

　　“可以利用农村老年活动室或闲置的校舍，建立‘农村居家养老服务站’。”丁智勇表示，“由村委会或农村老年协会具体运作。在生活、医疗、护理、文化生活等方面，重点考虑高龄、空巢和失能困难老人的需求，并积极促进邻里之间互帮互助。”

　　中国青年报记者检索发现，各地政府已经开始探索这种新型农村养老道路。比如浙江金华市金东区利用村庄闲置的场所，建设起了“日间统一照料、夜间分散居住”的农村居家养老服务中心；湖北恩施建立了农村老年人互助照料活动中心，进行“农村互助式养老”。

　　“总之，要解决农村养老困局，公共财政要在一定程度上向农村倾斜、向农民倾斜。”穆光宗最后说，“这可能是理想的说法，需要中央和地方财政‘联起手来’，但这首先取决于中央的蛋糕做得多大，否则就是空想。我们适度普惠性的福利，不应该忽视老年农民的共享权力。”

(原标题：农村养老，路在何方)

（编辑：SN022）